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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式增长和就业困境

来源:cfoworld    发布时间:2019-11-07 18:15:32

导读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GDP、投资、消费、就业、贸易、通货膨胀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且涉及众多领域,所以我们很难对某个影响进行孤立的分析。事实上,你能想到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GDP、投资、消费、就业、贸易、通货膨胀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此,我想重点阐述两个最关键的方面: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产效率这一长期决定因素来观察的)和就业。


增长还是衰退?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也莫衷一是。一方面,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革命的关键性贡献已经完成,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反方阵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则称,技术和创新正处于拐点,将很快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上升,加速经济增长。


虽然两方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仍然保持务实的乐观主义态度。我清楚技术对通货紧缩的潜在影响(即便被定义为“良性通缩”),及其分配效应是如何轻视劳动力而偏向资本以及挤压工资(由此挤压消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助于很多人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多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行为更具可持续性、更加负责。


 “大衰退”刚结束的那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将恢复到先前的高增长态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经济似乎止步于3%~3.5%的年增长率,低于“二战”后的平均水平。某些经济学家已提出“百年衰退”(centennial slump)的可能性,还提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后面这个词是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最近被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重新拾起。“长期停滞”描述的是需求持续不足,即便是采取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也无法扩大需求。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如果这个观点属实,则意味着全球GdP增长可能会进一步降速。假设在极端情况下,全球GDP年增长率滑落至2%,那么将需要36 年才能实现翻番。


对于目前全球增长放缓的情况,有很多解释,诸如资本分配不当、过度负债、人口结构变化等。我将在下文分析其中两个与技术进步关系尤为密切的因素,即老龄化和生产效率。


老龄化加速


据预测,2030 年前,全球人口将从今天的72 亿增长到80亿,到2050 年前增长到90 亿。人口增长理应扩大总需求,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口趋势:老龄化。传统观点认为,老龄化主要影响西方富裕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地区,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一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欧洲(出生率最先下降的地方),还有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南部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如黎巴嫩、摩洛哥和伊朗。


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因为除非退休年龄大幅提高,让老龄人口继续工作(这是势在必行的经济措施,经济效益明显),否则受赡养老人比例增加的同时,工龄人口就会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减少,住宅、家具、汽车、电器等大件商品的购买也会减少。此外,愿意承担创业风险的人也会随之减少,因为老龄工作者倾向于保留必要资产,相对于创立新企业,他们更愿意安享晚年。另一方面,随着人们退休并用光积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抵消了这种影响,从总体上降低了储蓄和投资比率。


当然,随着老龄化社会适应了形势,这些习惯和模式可能会改变,但总体趋势是,老龄化的世界注定增长缓慢,除非技术革命引发生产效率(简而言之,即聪明工作而非勤奋工作的能力)的大幅攀升。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让我们过上更长寿、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在如今发达国家出生的婴儿中,超过1/4 的人预期寿命可达100 岁。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工龄人口、退休和个人生活规划等问题。许多国家在试图探讨这些问题时面临很多困难,这进一步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主动地认识到变革的力量。


生产率悖论


过去10 年里,尽管技术进步和创新投资都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全球的生产效率(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依然止步不前。生产率悖论的一个最新表现是技术创新未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悖论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经济谜题,在“大衰退”发生之前就出现了,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为例,1947~1983 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8%;2000~2007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6%;2007~2014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3%。增长率走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和创新对效率贡献的最常见指标)的降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2014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 年间1.4%的水平。尽管在近5 年的时间里,实际利率一直在零利率上下徘徊,但鉴于美国最大的50 家公司已经积聚了超过1 万亿美元的现金资产,生产率下滑的现象就更令人担忧。


生产效率是长期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它在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停滞不前,意味着我们的长期增长和生活水平都要打折。一方面,数据显示生产效率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我们期望技术与创新的大幅进步能提高生产效率,我们如何才能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一种主要观点认为,挑战在于如何通过衡量投入和产出来评估生产效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创造的新商品和服务,其功能和质量都会显著提高,但其投放的市场与我们过去惯于衡量的市场大相径庭。许多新商品和服务都“没有竞争对手”,边际成本为零,并且(或者)通过数字化平台驾驭竞争激烈的市场,这些导致了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消费者剩余不再反映在总体销售额或更高的利润中,传统的统计方式很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价值增长。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 瓦里安(hal varian)举了几个例子:通过移动应用打车,或依据共享经济模式租用汽车,这些都提高了效率。其他许多类似的服务一般也能提高资产效率和生产效率,但由于它们本质上是免费的,这些服务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价值就无法计算,所以在通过特定服务实现的价值与国家统计的价值增长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也说明,我们实际的生产和消费效率要高于国家的经济指标。


另一个观点则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升生产率的势头已经减弱,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那波核心技术还没有导致生产效率真正爆发。


事实上,作为一名务实的乐观主义者,我强烈感觉到,我们才刚刚开始感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的积极影响。我的乐观源于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将20 亿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纳入全球经济,通过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人和社区赋权,并将他们彼此连接,扩大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大大增强我们处理负外部性问题的能力,以及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能力。以负外部性较高的碳排放为例。直到不久前政府大力补贴时,绿色投资才具有了吸引力。但形势现在发生了变化:可再生能源、燃油效率和能源储存领域快速的技术进步,不仅让这些领域的投资获利越来越丰厚,有力促进了GDP增长,还有效缓解了一项重要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


再次,许多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领袖都告诉我,他们正在努力改造所在组织,以充分实现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我们仍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需要打造全新的经济和组织架构,才能充分实现此次工业革命的价值。


事实上,我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经济的竞争规则与以往不同。国家和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各方面处于创新前沿,这意味着与过去的低成本战略相比,以创新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战略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如我们当前所见,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国家的颠覆者与创新者给老牌企业带来了极大压力。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认识到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国家今后也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颠覆和创新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结构因素(过度负债和老龄化社会)和系统因素(平台和共享经济的产生,边际成本下降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等等)将共同发挥作用,迫使我们改写经济学教科书。第四次工业革命有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纾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部分重大挑战。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并管控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不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被改写的劳动力市场


尽管技术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应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至少在近期要缓解技术对就业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关于技术影响就业的担忧并非今日才有,早在1931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警告说,当“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时,技术就会导致大范围失业。这个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万一这次对了呢?在过去几年,计算机取代了许多工种,尤其是记账员、收银员和接线员等工作,这些事实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们已经介绍了为什么新技术革命会比前几次技术革命造成更激烈的剧变,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速度(所有一切发生的速度都比以往更快);广度和深度(许多剧变同时发生);以及整个系统的全面变革。


鉴于上述因素,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事实:新技术会大大改变所有行业和职业的工作性质。最不确定的事情是,自动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人工?需要多长时间?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对就业是有破坏效应的,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和自动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从而导致工人失业,或者把他们的技能用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对新商品和新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催生全新职业、业务,甚至是全新行业。


作为人类,我们的适应力和创造力都非常卓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化效应取代破坏效应的时机和程度,以及这种取代会有多快发生。关于新兴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人们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乐观观点,他们认为工人被技术取代后就会找到新的工作,而且技术也会激发新一轮的繁荣;另一派则认为技术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加剧。历史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会介于两者之间。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让结果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帮助处于转型期的那些人?


技术创新总是会淘汰部分工作,但是技术创新又会以其他形式或者在其他地方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以美国的农业为例,在19 世纪初,9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农业,但是今天这个比例不足2%。不过美国农业人口的巨幅下滑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其社会破坏力相当小,只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失业情况。


应用经济就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案例,这个经济模式开始于2008 年,当时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决定让外部开发者为iPhone手机开发应用。截至2015 年年中,全球应用经济产生的收入规模预计就超过了1 000 亿美元,高于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影行业的收入规模。技术乐观者会问:如果从过去推测现在,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同了呢?他们承认技术的颠覆性,但是他们也声称,技术最终都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这反过来又会扩大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而催生更多的新工种来满足这些需求。这个观点的实质是:人的需求和欲望无穷无尽,所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过程也无穷无尽。除了正常的衰退和偶尔的萧条,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呢?它对我们未来又有什么启示呢?有早期迹象表明,许多行业和工种均已出现可以替代人工的创新技术,在未来数十年,人工很可能被这些创新所取代。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我们还有必要思考一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尚未惠及世界上所有人(许多人现在还没有用上电、自来水、拖拉机和其他机械设备)。鉴于此,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对发达国家产生变革性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工业革命必然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在过去几十年,虽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但是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大幅缩小。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各经济体之间在收入、技能、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第四次工业革命会不会逆转这样的趋势呢?还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和快速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是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呢?


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棘手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使发达经济体在全力应付自身的各项挑战时也不能忽视它们。不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落伍并非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大规模移民等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会引起国际动荡,而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发达经济体。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在世界经济中,依靠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是一种常见的发展路径,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积累资金、获得技术并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旦这条发展道路走不通,许多国家就需要重新思考其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


发展中国家能否把握并利用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对于世界来说非常重要。为了理解、制定和调整相关战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另外一个风险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内以及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降低社会凝聚力,加剧社会动荡。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们对于社会不公和国家间生活水平差异的情况更了解,同时也更加敏感。除非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袖们向公众保证,他们正在实施正确可行的战略改善民众生活,否则社会动乱、大规模移民和极端暴力情况会更严峻,从而对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国家产生威胁。要让人们坚信自己可以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万一劳动力需求不足会出现怎样的状况?万一技能与需求不匹配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作者为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本文选择作者的新书《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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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劳斯·施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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