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 石景山人知青的感人故事...

11月7日，《石景山杂谈》刊发了喻亚卿的纪念文章《广宁人的骄傲》，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那场大火真相以及英烈的感人事迹，我通过小学同学张亚澳辗转联系到了那场大火的亲历者，张亚澳的大哥张亚利。

刻骨铭心的回忆                                    —我所经历的“11.7”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七日,是我不愿回想但又难以忘怀的一天。       那天，我正好忙完了秋收从执勤三连请假出来,到老连队、虎林、团部游走了三天。几天里，我见到了在其它连队的同学和哥们儿，也释解了在夏季“整团运动”中挨整时积累的郁闷心情，准备很快就回到执勤三连继续那紧张的战斗生活了。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让我和“11.7”那场冲天大火遭遇了。        当天下午，我在团部听到“六连跑荒了”的消息。站在庆丰山上,向六连所在的西南方向望去，虽然看不到火苗，但能清楚地看到一条由浓烟和灰尘形成的不规则的细线，由西向东缓慢地移动着。        那里是乌苏里江边，大火在朝着边境方向蔓延，就如同在每个兵团战士的心上燃烧。在那个年代，如果大火烧过国境线，就会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会造成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工作上的困难。因此，“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这时，恰巧颂伟东开着“千里马”刚从虎林交粮回来，他也接到了“到加工厂待命的指示”。我赶紧钻进驾驶室，向团部南边的加工厂进发。 距离加工场的路口还有很远，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知青聚集在那里。车刚停下他们就围了上来，不由分说地往车的拖斗儿上爬，有的人个子小，已经上了车的人就帮着往上拉，很快车的拖斗儿里就站满了人。        为了安全，颂伟东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劝说那些还没有上去的人再等一会儿，因为一会儿还有车来，同时叮嘱那些靠在拖斗边上的人一定要蹲下，把牢车厢，以免被甩出去。 车开了，一路摇晃一路颠簸，车上的人相互拉着、扶着、相互支撑着。经过三连，路过五连，车子一直向着老平原农场方向进发。 渐渐地火光开始显现了，烟也慢慢地有些浓了，大火燃烧的那种焦糊味儿也能闻到了。那条火线更加清晰了，远远看上去火头就像一堵围墙，只是火线移动的速度并不那么快，火苗子也不那么高，风也不是很大。        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在这里我们与先期到达的大部队汇合了。在荒原上，大部队没有集合的场地，也无法列队，更无法展开，到处是由各个连队建制相对集中的战友们形成的向着火场方向的人流。我所在的执勤三连远在百里之外待命，我只能尽快地找到熟悉些的连队，加入他们的参战行列。        我不断地超过身边的人，向前跑着、找着。这时我看到张股长正在阻拦着那些争相向前的女青年，并命令她们：“女青年不许再向前靠近，那里很危险！”可是现场有那么多的女青年，他怎么能拦得住呢！只见她们一边和张股长争辩着，一边躲开阻拦向前冲去。        天已经暗了,我只模模糊糊认出了她们中的一些人： 王晓勤，北京第一批的，团部女子篮球队的； 潘文宣，也是北京第一批的，在我们南下战斗队里曾经有她的同学； 王秀芹，是警通排的，很多执勤连的人都认得她； 马玉兰，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是好象相互没讲过话； 耿淑媛，是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北大荒的同学和战友；……        后来得知，明海涛副参谋长做为前线指挥已经赶到前面，而由张股长带领的女青年，做为第二梯队在这里原地待命。 脚下的塔头越来越多，低处的水已结起了薄冰，一脚踩下去冰就碎了，没过脚踝的水冰冷刺骨。此时，大家对这一切都顾不上了,只是一个心思：向前，向前！        终于看到我熟悉的人了，是团部警通排的，有排长苏文山、电话班班长于雁鸣、从我们执勤三连调到警通排的徐迅，还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        这时，我们这支精干的队伍已站在火场最前沿，和大部队已经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多数人脱下了棉袄或一件上衣，作为武器准备开战。        北大荒的初冬，天黑的很早，烟已经看不到了，火焰却越来越亮。大火燃烧柴草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不绝于耳，身边还不时地飘来燃烧过的灰烬和带着火星的细枝条。        正在大伙儿商量着如何用火攻，如何打防火道的时候，那火头突然膨胀起来，窜起有两三层楼高，荒原上到处被照得通红；那膨胀蔓延的火头，又像大海的巨浪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迎面向我们扑来。        由于大火燃烧，消耗了大量的氧气，使得距离火头越近的地方，空气的对流就越猛，火势就越大。火借风力，风助火势，一下就向我们压了过来，噼噼啪啪、轰轰隆隆、呼呼咆哮的声音，震得人真的有点儿肝儿颤，脸被烤得生痛，真正感到了火辣辣一般。        我们的周围，三面被火围着，我们这些人被巨大的火龙压着、撵着，稍一抵挡，不是毛发烧焦就是皮肤起泡，毫无招架之力。向后退的方向一片漆黑，像个无底洞，脚下磕磕绊绊，只能边观察边向后退着。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大部队在哪里，只有无情的大火在追逐着我们，压迫着我们。        这时有人提议，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是耗尽体力最后被火烧死，不如留少数体力较好的人断后，其他人迅速撤退寻机突围。苏文山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嘱咐我和于雁鸣还有四个主动要求断后的战友几句，就带领其他人撤退了。我们断后的六个人，相互关心着、招呼着，交替掩护撤退，轮到那个到最后的人，他就会清点人数准确后才向后退。        在撤退的过程中，我发现荒火虽然凶猛，但是它的后续力量并不强，就是一堵火墙，最厚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十多米，如果方法得当完全可以钻过去。我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出谋划策，很快就在突围方案、注意事项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当时，我们的裤子已经湿到了膝盖，身上有衣服护着，只要用棉袄把脑袋一包就不会有问题了；要把皮帽子夹在胳肢窝，免得上面的毛被燎光；进入火浪后要憋住一口气，不要吸气，要迅速通过；还要注意不要向两边看，只可以向下看路，不要被塔头绊倒。同时约定，每个人冲过去后都要喊一声“万岁！”。         在突围之前，我们六条汉子面对汹涌肆虐的大火，高声背颂着的语录：“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用棉衣蒙上脑袋，看了一下前方的地形，深吸了一口气，一低头就迎着大火冲了进去。        我钻过了火墙，再跑几步已经憋得很难受了，赶紧吸几口气，按照约定高喊了一声“万岁！”。这时，我们几个相继都跑了出来，每个人都高喊了一声“万岁！”。六名战友相聚，不禁又共同高喊了一声“万岁”。 此时此刻，回想起刚刚在大火中看到的那黑色的焦土、那火红的塔头、听到的那噼啪的声响，真的有九死一生的感觉。但是，摸摸被无情的火焰灼烤得生疼的脸颊，这一切又好像在转瞬之间都过去了。        苏文山带领的那些人，事后听说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水泡子，就全部躲了进去，才安全地躲过了大火，突出了火线。        背后的大火越来越远，但在我们面前的黑暗中，还有些塔头上闪着余火。我们简单地辨别了一下方向，就向着来时的方向前进。 路很难走，大大小小的塔头没有尽头，大的塔头高过膝盖，塔头边上的水洼高低不平，水面上结了一公分左右的冰。裤子湿得快到大腿了，衣服上湿了的地方全部结了冰。        我们艰难地走着，不时地相互搀扶一把。大概一刻钟的功夫，发现前边好像有几个人影，我们就边喊边向那边走去。我们听到对方叫喊“救人”，走近一看，一个人躺在地上，全身焦黑，身上还有些余火，四肢蜷曲，没有头发，也辨不清面孔。旁边蹲着一个背药箱的人，可能是卫生员，他一边把伤员身上的余火灭掉，一边用手指着不远处说：“这个人烧伤了，快抬到那边集中起来，然后送医院。”         我把手放在伤员的口和鼻子边上试了试，说：“他可能不呼吸了”。卫生员没有说话，只是把我和于雁鸣留下，然后带着一些人去寻找其他的伤员。        我和于雁鸣互相争执谁先来背，我说我力气小，等我背不动了你再背，他就没有再争。我蹲下身，于雁鸣抱起来伤员，把他被烧得蜷曲的手臂掰开，上臂放在我肩上，小臂贴在我胸前。我用两手挽住他蜷曲的双腿站了起来，于雁鸣把自己的棉衣披在了伤员的身上。         路本来就很难走，再背着一个伤员就更难走了，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的。如果没有于雁鸣在边上扶着，走不了几步我就得摔倒在水里。走了不到三十米，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借着站立歇息的机会我又仔细地听了听，确定背上的伤员已经没有呼吸了。卫生员过来趴在伤员的胸前，听了好一会才低声说：“背到那边集中吧”。于雁鸣接过来继续背着，他个子比我高，块头和劲儿都比我大，行进的速度也就快多了。        前面影影绰绰有不少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还有的在走动。我们到了伤员集中点，于雁鸣和我把背来的伤员安放好。再看看那些坐着的人，我惊呆了。他们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一块块地脱落耷拉着，没有皮肤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是白白的。我感到他们都很痛，痛得浑身在发抖，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叫疼，也没有人哭。

       这时，旁边有人说王秀芹在叫参谋长，她问参谋长有没有镰刀，赶快用镰刀把她的腰带割断。原来大火烧掉了她的衣服，可腰带下的裤腰部分还有暗火，她始终在忍受着暗火烧灼的折磨。有人赶紧找来镰刀，把她的腰带割断，才算暂时减轻了一些她的痛苦。        于雁鸣在不断地喊着耿淑媛的名字，他冲着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叫着“小耿、耿淑媛”。我也跟着和他一起喊，一遍遍地重复，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听到回应。          我安慰于雁鸣说：“耿淑媛不会被烧着的，她那么灵活”。       于雁鸣说：“小耿出来时穿的是大头鞋，在这里跑不动啊”。       于雁鸣还在不甘心地不断地喊着耿淑媛的名字，其实我也有了不详的感觉，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汽车在很远的路边开着大灯为我们指示着方向，我们又是六个人一组，抬着牺牲的战友向大路上转移。没有担架，没有绳索，什么都没有。我们脱下单衣、棉衣，俩人一伍站成三排，三件衣服俩人一人拉一头，那位牺牲的战友就躺在由三件衣服六条手臂组成的担架上，她（他）的头就在我和另一人的肩膀上。我看不见他（她）的头发，看不清他（她）的面孔，我不知道他（她）是谁，也不知道他（她）是男是女……。我们默默地在荒原上艰难地走着，只有双脚趟着水踩着冰发出的声响和偶尔相互提醒要注意走稳的简短话语。        到了路边，我们用自己的棉衣或单衣垫在车厢里，或者盖在伤亡人员的身上，目送着运送伤员和牺牲战友的车全部开走了。

我们和一些附近连队的人向五连行进，裤腿已经冻得象厚厚的铠甲，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响，鞋里早就灌进了水，肚子里饥肠辘辘的滋味更难受。        一路上忍饥挨冻，总算找到了五连。我没有和其他人一道直接去食堂，而直接去找了李建华。她是我从小学就在一起的同学，现在她在这个连队当副指导员。她给我拿了几个大馒头，还有一点什么菜，我狼吞虎咽几分钟就解决了。建华知道我今天那儿也去不了了，就到男生宿舍叫醒了王明明，没说几句话我就在明明的被窝睡着了。       第二天，我走小路穿过二连走到十六连。又过了一天，当我从十六连赶回到执勤三连时天已经黑了。因为我是从前火石山沿着排水沟走的，站岗的哨兵早就发现了我这个目标。当我快走近连部时，她们在暗处向我问口令，我只得老实回答不知道口令，并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刚开始时她们不相信，直到听出了我的声音，再走近辨认后才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团里要求各连队清点人数，由于我几天未归队，差点儿把我列入伤亡人员。回到连队的一段时间，我一直穿着单衣，因为我和于雁鸣的棉衣上沾的全是伤亡人员的血，已放在了十六连。        那些染着血迹的棉衣是颂伟东帮我们洗的，可是怎么洗都不行，最后只好都染成了黑颜色。

 再后来那些天，团里办理牺牲战友的后事。我们执勤三连负责平整墓地，陵园里栽的那些松树苗，就是我们排到虎林挖回来的。记得那天下着小雪，风也很大，天很晚了才回到团部，全排的人都饿坏了。我很少说话，也没埋怨，我只想是为战友尽一点心意吧。        过了几天，听说马玉兰和耿淑媛家来人了，我虽然特别想去，可是团里没有通知我。另外，我出去这几天让连里着了挺大的急，也不好意思再请假了。        我们连队的驻地后火石山，成为牺牲战友的安息之地。烈士墓地离我们连队很近，进出连队都会从墓地前面经过。后来我又调过两个连队，都是火石山和虎头那个方向。每当我经过墓地，心里总会默默地念着他们的名字。         那时探亲回家，我们总是喜欢到战友家坐坐，可是这次我就是不敢从耿淑媛家的楼门前走，也不敢去马玉兰家的方向，更不敢见他们的家人。        当他们两家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后，就请其他同学叫我去，家长们想让我讲讲“11.7”的经过，想听听他们的孩子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 当我坐在他们的面前，面对两位瘦弱妈妈憔悴的面容，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她们得到些许安慰。因为当时在火场上，我不知道耿淑媛和马玉兰在什么方向，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被大火包围的，我更不知道她们被烧成什么样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背的那个人是谁、抬的那个人是谁。为此，我心里一直很内疚。        这么多年了，我却一直牢记着那一天——1970年11月7日，这一天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兵团战士：张亚利       “11-7”46周年，在此我们大家一起缅怀先烈！        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没有忘记他们！依然怀念他们！依然颂扬他们！依然被他们的精神鼓舞着！

作者：张亚利 编辑整理：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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